考察时间：2018年8月21日-9月2日

考察地点：德国柏林、以色列

考察目的：
探究艺术如何参与到博物馆大屠杀记忆的文化编码体系中，成为记忆话语视觉构建的重要手段，以及这种建构方式对艺术自身性质及意义的转变。

考察内容：
与大屠杀叙事相关的博物馆及其中的后大屠杀艺术
与大屠杀叙事相关的其他纪念场所
以色列的文化、历史与艺术
柏林文化艺术氛围

每日日志

8月21日
昨日傍晚抵达德国，入住酒店。今日直奔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意在通过柏林馆与以色列馆中后大屠杀艺术选择的异同深入探究后大屠杀艺术作品如何参与到不同的博物馆关于记忆的文化编码体系之中，遗憾的是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永久展正在重新设计，因此非常遗憾不能参观永久展中的三件当代艺术作品Lewandowsky的“Gallery of the Missing”，Menashe Kadishman的“Fallen Leaves”以及Arnold Dreyblatt的 “Unsaid”；且原先永久展使用了“德国犹太人历史穿越之旅：2000年来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这一伪命题，本计划通过实地考察以进一步思考，但目前只能通过后期的资料查询得以了解。今天的考察重点为里伯斯金的建筑设计，这件举世闻名的建筑作品充满了后现代审美策略的应用，设计方案被称为“Between the lines”，即通过对“线”的运用找寻时间的合法性，是一种准确诉说德国犹太人与柏林历史关系的方式。据我观察，里伯斯金对线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建筑主体横剖面：由两条线组成，分别为对大卫之星进行变形扭曲后的实体折线以及被分割为五个片段的直线，这条线由空白空间构成，呈现一种非连续的虚空。2.地下展览由三条轴线组成：分别为屠杀之轴-通向大屠杀塔；流亡之轴-通往霍夫曼花园；延续之轴-通往永久展，三条轴线彼此交叉，或断裂或延续。3.建筑主体立面：附有众多曲折、破碎的线，光通过这些区域进入博物馆内，以象征渺茫但仍然存在着的希望。这些巧思使得身处其中的参观者无需文字阅读便可感受到创伤历史带给犹太人民以及全人类的痛苦，令我印象深刻。我在博物馆中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考察建筑本身的特点，赞叹于里伯斯金的才华，也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之中。历史该如何被艺术的方式铭记，里伯斯金给出了一个出色的解答。

8月22日
今天的行程仍然围绕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柏林整体的博物馆体系非常健全，我购买了一张三天的博物馆通票，可以免费多次进入多家博物馆，因此今天无需再付款。这种方式不仅便利了游客，也提升了柏林的文化形象。我主要的考察内容为临时展。2005年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宣布正式对外开放，此时的德国人经历过60年的羞愧与自责，似乎已经进入大屠杀叙事的疲劳期，所以尽管对大屠杀的设计呈现是柏林馆最为人称道的部分，其机构任务被定义为“研究和展现犹太人在柏林和德国的生活”，可以看出，柏林馆希望在对漫长历史的呈现之中，走出德国人仅仅是历史的“施害者”这样的身份限制，因而在艺术的选择上，柏林馆也非常擅长通过对当代艺术的呈现强化当代视角的叙事。如博物馆在位于观展路线开端的两个高达24米、占地面积共350平方米的“虚空”区域中展出了杜塞尔多夫的观念艺术家Mischa Kuball的声光装置“res·o·nant”，宣传资料上还显示在2018年的德国艺术周，Mischa Kuball将这件作品延伸至城市空间展出。与此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灯光艺术家James Turrell的作品“Aural”以及位于Eric.F.Ross Gallery画廊的展览“Spaces of Memory”，画廊旁边还放置有自动售卖当代艺术的机器。此外我还参观了名为“ Welcome to Jerusalem”的主题性展览，此展览探索了一个日常生活、宗教和政治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城市的历史。其中包括在柏林首次展出的许多珍贵物品及模型、为展览而设计的媒体装置、Harun Farocki等艺术家的创作以及纪录片《24小时耶路撒冷》的展示，对此展览的观看使我更加期待几天后的以色列之旅。

8月23日
由于博物馆通票只有三天有效期，今天我决定感受柏林的艺术文化氛围。目前柏林拥有将近170座博物馆及300多间公立和私立画廊，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由柏林老博物馆、新博物馆、国家画廊、博德博物馆及佩加蒙博物馆等组成的“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岛。这里像一个独立的天堂，丰富的展品令我应接不暇。我最喜欢的是佩加蒙博物馆，它展出了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等地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很多体量较大的作品，例如佩加蒙祭坛、伊什塔尔城门等，令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与艺术之美；博物馆还配有中文导览器，因此我不必在翻译工作中花费太多时间，其他几所博物馆暂时还未有中文导览。我想伴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多，如果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能多多增加中文导览，那么一定会为中国人，尤其是不懂英文的年长者提供了解世界的更多便利。此外，柏林大教堂也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如此规模宏大的文艺复兴教堂，虽然我没有信仰宗教，但是还是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除内部的精妙的宗教设计之外，教堂上的几个蓝色圆顶就像彩色的气球一样点缀在博物馆岛之上，生动、明亮，使我感觉到整座博物馆岛以及整座柏林城皆能够因文化和艺术的点缀而感到快乐。有些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原因，我没能在博德博物馆参观其丰富的古钱币收藏展，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弥补这一遗憾，而今天的经历我让也开始暗自幻想，如果有一天能在柏林学习生活，必定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8月24日
今天的考察任务为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馆与柏林恐怖地形图博物馆。柏林的博物馆与美术馆数量庞大，而我之所以选择汉堡火车站是出于一直以来对博物馆空间问题的兴趣——由一个火车站空间改造的美术馆，应当呈现为怎样的面貌？又与普通美术馆有何不同呢？实地参观的过程让我非常兴奋，正在展出的展览“Hello World”与柏林双年展一样突出呈现着跨文化的探索，整个博物馆由中央的巨大展厅及围绕四周的小展厅组成，特别适合当代艺术的展示，但也特别考验策展人的水平，例如此次展出作品间的语法结构便通过策展人的组织而显得尤为特别，因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奇妙的美术馆之旅。恐怖地形图是一座免费的博物馆，位于我所居住的宾馆附近。这里是纳粹德国时期主要的镇压机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总部的建筑遗址，如今还存留有盖世太保囚室遗迹以及一段柏林墙的遗迹，据我的观察很少有中国游客会到这里进行参观，因为与其他与二战相关的旅游地点相比这里并不出名，但它却是外国游客游览柏林的重要参观地点。我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这里详细的了解了展出的二战历史，观察了博物馆直接而又令人舒适的展出方式。与汉堡火车站相同，具有历史含义或者功能性的地点改造而成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本身便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置身博物馆其中的观众在阅读文字、图像以了解历史的同时能够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在几十年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使得博物馆能够更容易地提供一定的历史语境及氛围。

8月25日
今天上午我又一次前往恐怖地形图博物馆，因为昨天临走之时发现这里有一个资料异常齐全的博物馆，我决定用一上午的时间泡在博物馆里搜集资料。图书馆的读者服务非常完善，你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在网络上查找书目名称，将名称递给工作人员，他会热情的帮你找到所有你需要的书籍，如若你需要复印、扫描等服务也可以直接向他说明，价格并不高，因为对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你对大屠杀历史的热情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可能提供最多的资源给你。整个图书馆的人流量非常小，一上午的时间除了我并未有任何游客进入，但恰好为我创造了最好的阅读环境，我阅读并复印了《A Century of Israeli Art》、《The Virtue of Memory》、《Holocaust Representation》、《Image and Rememberance》等多本著作，为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阅读来源。下午我参观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件世界闻名的纪念碑由彼得·艾森曼及布罗·哈普达设计，以纪念浩劫中受害的犹太人，占地19,000 平方米，共安放2711块混凝土板，在一个斜坡上以网格图形排列。由于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多，这里提供了许多不同语言的宣传册页，其中包括中文版本，但是还未有中文导览，在进入纪念碑之前，观众首先统一进入展厅的部分，第一部分为每年屠杀犹太人的史实展示；第二部分将犹太人的信件内容在地面展示，还原个人在面对死亡之前的心境；第三部分讲述家庭命运；第四部分的房间墙上不断出现不同的人名，每出现一个人名便会播放阅读他生平的录音，所有受难者的故事都读完共需耗费6年多的时间；接下来则是对集中营的介绍，以及可供观众查看大屠杀资料的电脑；最后观众终于到达纪念碑内部，这里的地非常崎岖，每一块凝土版都比人要高的多，置身其中的迷乱感比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霍夫曼花园还要明显，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身边的凝土版越来越矮，直到你走出了纪念碑，你再转头望向刚刚置身其中的地方，会发现每一块凝土版都是那样厚重，仿佛逝者的墓碑，永远伫立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令人肃然起敬。傍晚时分我前往东边画廊，那里是著名的被涂鸦画满的柏林墙，在伤痛历史面前，人们的戏谑、嘲笑态度令我更加悲伤。我注意到一面墙上的留言：“Du hast gelernt was Freiheit heist und das vergiss nie mehr”(已经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就不要再遗忘了)，我想不仅是德国人，任何经历过真正“不自由”时期的民族，都将从那段时光中铭记历史的教训，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月26日
今日上午我离开柏林，乘飞机前往以色列。耶路撒冷没有机场，所以我只能先前往特拉维夫，而后乘巴士到达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将住宿定在一间民宿，这本是出于价格考虑而做的决定，但由于到达以色列之前接收到巴以冲突激化的新闻，中国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巴以交界及加沙地带，我的内心变得异常的不安。尽管耶路撒冷处在安全地带，但入住民宿后的我完全没能试着欣赏民俗风情，反而因过于传统的装修风格和装饰物品而感到强烈的不安。今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希望明天适应了陌生环境的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开启我的探索之旅。

8月27日
今天我终于前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这是我此次考察之旅最为重要的一站，也是我的研究对象。无论住在哪里，去往大屠杀博物馆都非常的方便，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只有两条电车线路，横亘在城市中心，其中一条的终点站便是大屠杀博物馆，但是我昨天向房东打听通勤方式时，他热情的表示希望第一天可以载我过去，我对此非常感激。整个园区非常复杂，我计划在这里呆五天，深入探究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大屠杀博物馆完全免费，但是如果你需要纸质宣传册页、园区地图或语音导览，都需要单独付费，游客中心的地下一层是餐厅，因为博物馆的地点非常偏僻，周围没有任何餐厅，为完成考察计划，五天的午餐都会在这里解决，以色列的物价比较贵，即使这间餐厅提供的食物非常普通，一顿饭也要花费上百人民币，但这与住宿费用相比已经很容易接受了。历史博物馆是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用一天的时间重点考察展览线索、展陈方式及其中的两件影像艺术作品。有关影像作品的具体思考与整体展览设计的配合我将在考察报告中展开讨论。显而易见的是，整个历史馆的叙事是从受害者，而非迫害者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因素”的视角来叙事，这与旧历史馆的设计完全不同，因此展厅中各个角落穿插了许多幸存者的采访，希望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被害者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同时由于“艺术创作者”也鲜明的体现着受害者叙事，因此历史馆中展出了非常多的战时艺术作品，尤其是艺术家的肖像创作，试图在普通展品之外，以不同的方式还原鲜活的历史。一整天的参观心情是沉重的，离开博物馆时我难以忘记刚才看到的一幕幕，印象最深的用推土机将堆成山的尸体推到土坑里的视频画面，那些尸体骨瘦如柴，已经死亡却仍然被粗暴的对待，仿佛工业流水线上的成堆的劣质产品，正在被清洗，消灭。傍晚，为缓解沉痛的心情，我前往房东推荐的市场，那里每晚都有乐队表演，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唱起了迪斯尼的经典歌曲，欢快而励志，底下的观众统统跟着合唱，耶路撒冷真的是天堂，历经磨难的犹太人返回天堂得以重生，他们该多么珍惜现在相对安稳的生活。

8月28日
今天我自己乘坐巴士和电车前往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在车上有位老人认出我是中国人，非常热情的与我攀谈，在以色列的街道以及博物馆中很少能够看到东方面孔，这也是他们对我感兴趣的原因。今天的考察任务是展览馆、大屠杀艺术馆、纪念礼堂、名字堂、死难儿童纪念馆，重点在于艺术展览的考察。大屠杀艺术博物馆专门展出120余幅大屠杀时期在犹太区、集中营、藏身处创作的艺术品，每三个月换一批，其中包括Charlotte Salomon、Carol Deutsch、Felix Nussbaum以及Bruno Schulz的壁画展四个特定的展区；展览馆用于举办临时展，我所参观的是“记忆的闪光：大屠杀时期的摄影”一展，此展览通过摄影作品以及摄影背后的故事重现大屠杀的发生，在展厅中间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照片，以一种“多”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历史的真实。儿童纪念馆1987年建成，以纪念150万遇害犹太儿童，观众从一个类似山洞入口的地方进入，这里光线非常微弱，唯一的照明来自于地上的蜡烛，由不同镜面反光后如天上的星河般闪烁，耳边响起的是遇害犹太儿童的姓名以及死亡的集中营，人们沿唯一的观展路线很快便离开了“山洞”，正如这些生命在世间仅有过短暂的停留。今日离开博物馆的时间较早，我赶上了耶路撒冷的市集，这里的环境明显脏乱，随处可见的极端正统派穿着西装、带着高帽，站在市场入口处乞讨，孩子很多，市场中的食物以卷饼类最多，我吃到了三天内最可口的一餐。 

8月29日
今天的参观重点在外邦义人花园、“被毁灭社区山谷”、犹太会堂及散落于园区内的所有雕塑，重点考察后大屠杀时期的雕塑。以色列博物馆为博物馆群集复杂，雕塑分散在园区的各个部分，能够分别辅助每个主题性建筑的情感营造，比如为纪念150万死去的儿童所创作的断头柱群雕就放置在在死难儿童纪念馆旁，在参观死难儿童纪念馆之前观众会先与纪念馆外的断头柱群雕塑相遇、纪念堂旁边还有Boris Saktsier设计的雕塑纪念波兰著名犹太裔教育家、文学奖雅努什·科扎克，他在大屠杀时期守护着华沙犹太儿童的性命，并因此丧生；同时，雕塑还是连贯不同主题性建筑的言说、通过氛围的延续形成统一场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是为何整个以色列馆的园区内放置大量雕塑的原因，观众能够在建筑空间外延续复杂的情感体验。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展示位置对作品意义产生的影响，例如1965年达豪举办了纪念碑的征集比赛，Nandor以人骨的形象编织铁丝网的创作获得了胜利。亚德·瓦谢姆现在的版本是1977年Nandor制作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以赠予博物馆的礼物，名称被改为“纪念集中营与灭绝营中的受害者”。置身于更为复杂的场域中，首先作品不必承担弘扬英雄主义与团结精神的责任，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展出，此外作品被置于园区中地势较高的位置，最初它的周围没有遮挡，从雕塑四周以及骨架的缝隙，便可看到远处耶路撒冷的住宅区，如今作品为葱郁的树木与草丛所环绕，路边还停放着车辆，在阳光的照耀下，青铜的颜色变得更浅，而其形制又与不远处为纪念游击队员而创作的“人像田地里的树”类似，因而作品仿佛不仅代表死亡与毁灭，同时又体现着新生活的希望，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积极的表达。这样的思考使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后大屠杀艺术作品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我的研究。傍晚我还是去往了耶路撒冷市集，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最接近耶路撒冷市民生活的地方，我喜欢坐在餐厅靠路边的椅子上观察来往的行人，今天还碰到了一个中国姑娘，她跟着外国男朋友来耶路撒冷旅游，让我产生了一点想家的念头，当然最想念的还是中国菜。

8月30日
在我前往以色列之前，我通过尧山当代艺术基金会总监Gedaliah联系到了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艺术部门的负责人，不巧的是最近即将迎来以色列的公共长假，许多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去往国外度假，因此最后我联系到的是艺术部门的学术助理Liat Shiber，在我离开以色列的后一周她也要开始她的休假了，我与她约好今天下午见面，于是上午我主要参观了档案馆、教育中心、于书店购买书籍，下午对Liat Shiber进行了采访。我们聊了很多博物馆的艺术收藏现状、展览情况以及她对后大屠杀艺术作品的看法，收获颇丰。除此之外我还与Gedaliah提供的其他与大屠杀相关的博物馆负责人建立了邮件联系，由于时间原因没能登门拜访，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表示我今后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与他们沟通。这几天的相处让我深刻的感觉到犹太民族的友好善良，在乘坐公交车没有零钱买票时，会有人主动站出来帮你免费买票；在公交车上手上沾上灰，还未等我自己拿出餐巾纸，就已经有人将纸递了过来，这些善行会一直被我收藏在心，一点一点丰满着犹太人的形象。

8月31日
今天上午的任务较为单一，在Liat Shiber的许可下于艺术部门进行资料搜集，Liat非常热情，所有我需要的资料，只要不被认为是私密资料，都能够帮我使用办公室的复印机进行影印，同时还尽可能在艺术部门的计算机系统中帮我搜索所有有用的资料。艺术部门的数据系统非常强大，只要你输入作品名称，便可以看到作品的全部信息，只可惜系统全部以希伯来文书写，我并没有希伯来语的阅读能力，需要靠Liat帮忙翻译，这或许使我错过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此外今天的经历还让我发现，大屠杀艺术馆的设计有巨大的问题，因为艺术部门的办公室与大屠杀艺术馆相对，门头都很小，很多游客进入艺术部门询问这是否是大屠杀艺术的参观地点，Liat每次都要耐心告诉对方正确的地点，我想这样的误入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展品丰富，但是大屠杀艺术馆应当以更加瞩目、更加直接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甚至与办公室的入口相混，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直到今天，我的犹太大屠杀博物馆之旅就正式结束了，下午由于安息日没有交通工具，我早早的买好食物回到民宿中休息。距离开以色列还有两天时间，我希望用这两天时间尽可能地探索犹太民族以及耶路撒冷的宗教、历史与文化。

9月1日
今天由于是安息日，耶路撒冷大小街道上的商铺都不会开门，公交系统也关闭了，于是我提前报了一个旅行团，不知为何他们不会因安息日而停工。本此旅行的交通工具为大巴车，其所经过的路线沿线有很多巴勒斯坦定居点，每个定居点都有包着头巾的巴勒斯坦妇女在路边放哨；我们还路过了一些Kibbutz社区，Kibbutz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人来说，Kibbutz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惜没能进入社区内部一探究竟，但从外部看来似乎并不太有活力。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马萨达是一个地势险峻的天然堡垒，它威严肃穆地矗立在以色列中部的犹地亚沙漠之中，马萨达古城堡遗址是我选择这一旅行线路的主要原因，公元70年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派重攻占了耶路撒冷周围的据点，犹太义军残部撤退到马萨达要塞，顽强抵抗罗马军的围攻，坚持2年多时间，最终仅存的960多名犹太抵抗者在逾越节集体殉难，因此“马萨达”象征着犹太民族的不屈精神，如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也是以色列重要的教育基地。前往马萨达古城堡遗迹，感受“马萨达的永不陷落”，使我更加了解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以及其捍卫民族生存的气节。在马萨达的参观结束后，我们驱车前往死海，这中间也路过了一段属于巴勒斯坦的死海湖岸。整个死海景区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不乏东方面孔；死海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海里的泥质较多，海水呈深灰色；身体进入湖水后，由于盐度较高，伤口处会非常疼，但浮力的神奇使我逐渐忘记了疼痛，整个游玩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

9月2日
今天房东又热情的开车将我载到目的地以色列博物馆，这里有丰富的古代文物，也正在举办多个当代艺术展览，由于时间有限我匆匆结束了博物馆的考察，于下午前往圣墓教堂、苦路以及哭墙进行参观。前往圣墓教堂的经历很有趣，按照谷歌地图的指示，我进入了伊斯兰居民区，这里与耶路撒冷犹太区有着非常直观的区别，空气中弥漫着特殊的伊斯兰气味，并不是很容易接受，市场里的商品价格明显较低，来往的伊斯兰妇女三两结伴，步履匆匆，我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而事实上我在也不断被行人打量，因为一般中国旅行团会强调中国游客不得擅自进入伊斯兰居民区，所以我的面孔对他们来说极其陌生，有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冲过来问我是不是韩国人，当我说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见过韩国人，但是没有见过中国人，很高兴能够见到我。还有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小男孩非常想和我交流，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但我却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善意，因此其实伊斯兰居民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穆斯林，尤其是小穆斯林们也在以和善的方式欢迎着远方客人的到来。后来我才发现，虽然传说存放着耶稣尸体的圣墓教堂由基督教三个教会，六个宗派共同管理，教堂内每一根钉子、每一个蜡烛、每块石头都登记在案，分归不同教派管辖，但是由于圣墓教堂处于伊斯兰居民区，它的钥匙其实是由穆斯林看管。看！耶路撒冷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

哭墙和苦路离圣墓教堂并不太远。苦路很长，沿途有许多小景点。哭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仅存的遗址，也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犹太遗迹，由极端正统派掌管。男女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女性区域只占总面面积的三分之一。所有男士在进入哭墙之前必须戴上一顶犹太传统小帽子，女性则不可以穿露肩的衣服和露腿的裙子、裤子，否则需要披纱入内。整个场面非常壮观，你可以看到信众在不停的念诵着《圣经》，听到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他们正在与上帝交流。

至此我的德国、以色列考察之旅彻底结束了。13天的考察过程令我收益匪浅，不仅了解了我所研究的对象——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中的后大屠杀艺术，通过柏林的考察探究了德国所构建的另一种大屠杀陈述，还深入了解了以色列与德国两国、犹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的宗教、文化、历史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这能够对我后期的深入研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考察报告

（一）历史、文件与图像表征：迈向二零零一的时代转型
本此考察的第一个侧重点为通过对亚德·瓦谢姆建造历史、艺术作品与展览的资料搜集及梳理，探究后大屠杀艺术作品在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中地位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时代原因。
亚德·瓦谢姆是以色列国会于1953年通过法令后逐步建造而成的国家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早在1942年战争未结束之时已经有人提出在耶路撒冷建造大屠杀的纪念性场所这一想法，后终因以色列得以建国的原因而实现，如今它已是世界大屠杀纪念中心，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屠杀博物馆，年均接待游客近百万。1955年亚德·瓦谢姆开始收集大屠杀遇害者的姓名，制作遇害者证词。1956年，行政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小展览开始展出，1958年第一个永久展品在行政大楼里展出，1965年新的博物馆大楼里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展览。由于经费的限制，事实上早期的亚德·瓦谢姆仅仅作为档案馆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展览空间不断增加，直到1973年大屠杀历史馆的开幕才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开放式的博物馆。在这一时期，对于艺术品收藏主要来自于对历史文件的需求，所以主要围绕着大屠杀时期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不仅是表现内容，其创作、保存至展览的经历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含义已然使之成为大屠杀的有力诉说者，同时通过借展，艺术品也在以色列的外交中扮演着大使的角色。在大屠杀艺术品的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后，亚德瓦谢姆艺术馆于1982年开幕，使得艺术品在“历史文件”之上的特殊性被放大，但艺术馆自开馆以来展出的也大都为大屠杀时期的作品，仅有少数展览涉及大屠杀发生前及大屠杀刚刚结束后的艺术创作。尽管自建馆以来，博物馆有意识地收藏幸存者在战后的艺术作品，但这种收藏更像是对亲历历史的幸存者的证词进行收集，从而做文件性的保管，没有设置对应的展示空间。真正具有展示空间的仅为具有纪念碑性质的雕塑，如今园区内密密麻麻的雕塑大都是在上世纪就已经出现在博物馆园区内的艺术作品，但作品的“当代性”往往较弱。
曾任以色列教育部文化主管部门主任，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的Avner Shalev于1993年接任亚德·瓦谢姆理事会董事后，便思考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反思如何能将其真正打造为面向21世纪的博物馆。他很清晰的看到亚德·瓦谢姆面临的考验：当大屠杀成为越来越久远的回忆，想要让年轻一代真正了解历史，博物馆也必须与时俱进，采用更为当代的方式来诉说历史。在后大屠杀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艺术技能与想象来面对大屠杀，呈现历史事件，说明了在50年之后它对我们存在的持续影响，给出‘这里/现在’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历史与现在之间搭建起了桥梁，让我们能够立足当下，沿着创作者的思考，同样回过头了解并审视这段特殊的历史，因而为博物馆实现对后代的教育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因此，在2005年对外开放的新历史馆中，设计者在展览的头、尾两部分各放置了一件当代影像作品；此外，博物馆新建成了一座展览馆用以举办临时性展览，展厅面积甚至大于大屠杀艺术馆，展览涉及艺术、历史等多种主题，在艺术展览中主要展出后大屠杀时期的艺术。2005年展览馆建成后的首个展览便是一场有关于当代艺术的展览——“被侵蚀的声音：当代艺术家艺术中的大屠杀”，这也是博物馆举办的第一场当代艺术展览。它旨在通过在大屠杀结束后的60年间三代艺术家的创作表达，为艺术家提供反思历史事件的平台，为观众提供思考大屠杀的另一种方式，是60年来具有先锋意识的后大屠杀艺术的集中呈现，同时作为枢纽连接主流以色列艺术与大屠杀幸存者的创造力。因而展览重点呈现了80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作品，几位国际艺术家和非犹太艺术家的作品主要作为其参考而展出，初步呈现出三代艺术家问题思考与表现方式的转变。五年之后展览馆又举办了一场集中回顾后大屠杀艺术的展览：“记忆的美德：大屠杀幸存者60年来的创造力”，展览选择的作品皆来自博物馆自身收藏的第一代幸存者的艺术创作，但将这一代人的创作时间拉长到整个后大屠杀时期，规模有了明显的增加，对幸存者作品的深入研究也使得展览结构变得更为复杂，300余件作品在由11个主题组成的框架之中展出，以时间、意象、风格为划分标准，同时涉及的艺术家国籍身份也更为多元，试图呈现六十年来犹太幸存者用图像的方式诉说历史的全景。通过两场展览，博物馆在以色列社会首先对后大屠杀艺术进行了梳理呈现，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向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从柏林馆与亚德·瓦谢姆的对比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的发现艺术作品文件与图像表征倾向的不同，柏林馆更希望用当代视角下的视觉表征来展示历史，将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博物馆的亮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的游客带着了解历史，并欣赏艺术品的愿望进入博物馆，发现博物馆的确在奥斯维辛命题的思考中，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选择着最为合适的后大屠杀艺术品，但在博物馆的有意为之下，这些艺术品，甚至与大屠杀并不直接相关的艺术作品，似乎获得了呈现历史或思考问题最为喧哗的合法性，持有着艺术的特权。对于作为大屠杀全球话语体系中心的亚德·瓦谢姆来说，这样的喧宾夺主存在模糊人们对历史事件真实认知的可能性，因此尽管亚德·瓦谢姆在新的世纪之中借助后大屠杀艺术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但与大屠杀艺术相比，这些作品更类似于进入问题的方法与视角，因而也不难理解Avner Shalev 发起的“亚德·瓦谢姆2001”中的规划——新建成的大屠杀艺术博物馆承接了老艺术馆的职责，突出大屠杀艺术的重要性，而展览馆、礼堂作为新出现的展览空间，为后大屠杀艺术的展出创造条件，临时展的形式也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可能性。

（二）地点与作品的意义生成：超越叙事的“叙事性”
本此考察的第二个方面为展示地点、展示方式如何使得作品超越其本身独立的“叙事性”而之于场域之中生成意义。例如在最需呈现清晰叙事的历史馆中的第一件影像作品“生命景观”中，艺术家使用了一面高13米的三角形屏幕墙，搜集了几百部反映二战前欧洲各地犹太人平静生活的真实视频，将不同的片段混剪成10分钟影像，从而在展览的开端为参观者重新展示了种族屠杀发生前的犹太世界。在“战前”的时间设定下，艺术家通过将背景设置为地图的形式，使得不同地点拍摄的影片融入统一的空间关系之中，彼此相连，为参观者呈现出了明确的时空关系。此外，艺术家截取了许多人物挥手的镜头，使影像中的人物与参观者的时空发生直接的关联：挥手既是向参观者表达欢迎，迎接你开启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之旅，同时也意味着告别，向参观者说明平静美好的战前犹太世界“在这一刻”便会消失。除此之外，这件作品的设计巧思还体现在与整个历史馆参观方式的配合中，整个历史馆的建筑设计类似一条横亘在山间的漫长隧道，展厅集中在中央通道的两侧，为了使观众能够按照设计者的规划完成参观之旅，并且体现出历史灾难发生的不可挽回，展览设计者Dorit Harel在中央通道中放置了8个“隔断”，使得观众只能沿唯一的观展路线，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前行；但在进入展厅之前，观众需要先在通道的一端观看“生命景观”，而后回头进入正常的观展路线，整个观展路线的前进方向全部背朝影像，观众或许能在不经意间转头看见这件作品，或许只在脑海中记得它，但无论怎样，伴随着参观过程的推进观众会越来越清晰的发现，在转头的那一霎那，通过影像重构的战前犹太世界就与眼前的世界完全断裂了。
置于历史馆结尾的影像作品“线”也体现着巧妙的展示策略。原本历史馆希望在最后一个展厅重建艾希曼的审判法庭，从而更丰富的呈现影片、出版物、照片等相关资料，但由于已经有其他博物馆以强调的方式展出这一内容，设计者最终决定将其放置在“隔断”中展出，并围绕“记忆”主题为最后的展厅选择艺术品。空空的展厅中除了座椅，只有文字在墙面流动，穿越时空替逝者述说着灾难的感受，呈现着灾难的记忆，也引导着观众在离开博物馆时将对历史的观看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存留。因此，历史馆中的当代影像作品不仅通过特殊的时空结构在作品内部搭建叙事，同时也与博物馆建筑空间及展览设计相配合以构成完整的呈现，它们既从属于整体，再现历史，又与整体相区别。在这一过程中，作品与观众间也建立起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2005年历史馆新馆建成并开放前，旧历史馆承担着亚德·瓦谢姆主要的展览、收藏、研究和教育职责。在展览设计上，旧历史馆原先也同样通过展示艺术作品的方式引导参观者进入展览叙事。与“生命景观”直接以影像的形式呈现人物形象不同，旧历史馆入口处的浮雕作品“从屠杀到重生”（From Holocaust to rebirth）主要采用象征手法，按时间顺序展现“屠杀”、“英雄主义”、“移民以色列大地”以及“重生”四个部分，其中所有的形象皆有对应的含义，例如在“屠杀”中烛台象征着犹太人民以及安息日的神圣，冒烟的烟囱和墙体建筑象征着对犹太人系统的灭绝，翅膀的形状宛若眼泪，与断头的鱼一同象征着死亡的命运以及面对命运无声的哭泣。尽管象征性叙事具有独特优势，但其带给参观者的视觉力量远不如“生命景观”中直面人物形象以与作品产生直接对话来的震撼，尤其在观众构成发生变化，国际游客及二三代犹太后裔比例增多后，参观者无法在展览最开始通过作品的观看产生高卷入度的情感。此外，老历史馆中的展览顺序与浮雕中的四部分象征叙事完全吻合：老历史馆的展示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展现1933-1939年间反犹法及反犹行动，第二部分为1939-1941年间的生存挣扎、第三部分则呈现了1941-1945年间的“最后解决方案”，与此展厅相连的另一展厅被冠以“世界大门的封闭”之名，其中展出了二战后非法移民船遭到许多国家拒绝入境的历史，而展览的最后则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其中包含了艾希曼审判的照片。因而事实上，作为第一件展品的“从屠杀到重生”其实是整个历史馆叙事逻辑及内容的概括，它通过大屠杀叙事的几个基本范畴，向参观者展示即将迎来的旅程。新历史馆的展览设计远比旧历史馆更为复杂，不仅展示材料丰富、时间线索下隐含了更为多元的展示线索，展示范围也不再简单的从“屠杀”到“重生”，尤其因为首尾两件影像装置带来了明显的叙事延伸，这件浮雕作品已经不再适合作为新历史馆的概括进行展出了。因此2005年后，“从屠杀到重生”被移动到展览馆对面的墙壁之上，它所位于的通道一面仅展示这一件浮雕作品，空旷的环境与原先位于历史馆入口处的场景完全不同，因而作品的独立性明显被放大，在通道中构建了完整的叙事；而通道另一面的展览馆中设计有一面圆形玻璃窗，打通了展厅与通道，尤其是与浮雕的视觉关系，使得艺术作品与展览馆的性质相呼应，叙事相补充。
除此之外，观展路线的改变也带来了作品的“位移”，服务于博物馆需求的转换。例如2005年前，人们进入博物馆后要先通过种满角豆树的“外邦义人大道”进入“华沙广场”而到达历史馆的入口，因而在参观大屠杀的历史之前人们将先与非犹太人对犹太民族的帮助以及“华沙起义纪念碑”代表的犹太英雄主义相遇，这些“前叙事”的必要性有着复杂的经济及政治原因；如今游客中心直接与新历史馆的入口相连，参观者在存储行李、购买导览材料而步入博物馆之后，就被引导直接进入大屠杀历史的叙事之中。因此，国际帮助、英雄主义以及博物馆展示内容的概括等“前叙事”全部发生了位移，取而代之的是从二战前的犹太世界展开的屠杀历史，它更突出的指明叙事重点，体现了亚德·瓦谢姆建构更为直接的叙事模式的努力，也说明如今博物馆不再如先前一般受到资金来源方的过多牵制，而拥有更多自主叙事的自由。
由此可见，亚德·瓦谢姆对后大屠杀艺术展示中的“叙事性”有较强的依赖以及灵活的应用，尤其在历史馆的策划中，艺术作品的叙事性与展览的整体展示方式、线索内容紧密相关；而作品位置本身的移动，或者参观路线的改变都在转化着作品展示的叙事作用。这使得作品本身的叙事超过其自身的表达，通过博物馆架构起的语言模式以配合博物馆的需求。

（三）“复制”的在场：从“一”到“多”的“此时此地”性
本此考察的第三个重点，聚焦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复制品现象。本雅明在谈论作品原真性时提到“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然而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仅使得复制品必然丧失原作的原真性，同时也会产生“此时此地“新含义。对于作品的复制者来说，复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如同装置艺术家使用现成品进行创作，更符合复制者意图的再生产才是复制的意义所在。
拉波拉特于1948年设计的华沙起义纪念碑由“华沙起义”与“最后的行军”两部分组成，竖立在华沙起义原址之上，在出现于大众视野之后很快便成为描绘华沙起义的标准图式，为不同机构所青睐。在美国，源于流散地犹太人的身份性，除纽约Workmen's Circle Building的复制品外，其他复制版本皆仅保留了“最后的行军”的部分，这就造成了有趣的现象：对华沙起义纪念碑的复制反而脱离了对华沙起义及英雄主义的直接表现。同样，亚德·瓦谢姆50年代也仅出于需求借来了“华沙起义”的石膏模型，在1976年作品得以展出的18个月后，“最后的行军”才通过复制技术出现在博物馆园区内。与原版纪念碑相比，亚德·瓦谢姆在展示方式、作品细节等方面采用了很多不同的设计，以适应“此时此地”的特殊性。首先，纪念碑原作的灰色花岗岩背景墙被改变了。据拉波拉特所说，他对背景墙的设计“既为了回忆犹太人隔都的墙壁，也是为了回忆耶路撒冷的西墙”，1948年华沙隔都已被荒废多时，在断壁残垣中伫立而起的纪念碑，加上背景墙、左右烛台的含义，共同指向了第二圣殿的毁灭，将华沙起义的厚度建立在从古至今犹太人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之中，更彰显英雄主义传统的勇敢与悲壮。尽管原作一直矗立于华沙隔都的原址，但随着此地进行新建设，街区林立，场域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第二圣殿的象征含义更为模糊了。当亚德·瓦谢姆决定展出这件复制品时，这层含义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同时这恰恰也正是亚德·瓦谢姆有意为之的改变，因为与抽象符号相比，“西墙”更是博物馆的参观者随时可到达的实体，相比而言，整座耶路撒冷城本身就是犹太家园毁灭、重建的象征，这是不必强调的城市场域特征，位于这座圣城之上的博物馆更需要的是将话语围绕大屠杀本身来搭建，所以亚德·瓦谢姆版本中的墙面、底座皆被修改为类似隔都与集中营红色砖墙的形制，在此背景中展开画面的铺陈，具有强烈的指向性。
另一处明显的改变在于两部分的位置关系。原版纪念碑雕塑将“华沙起义”与“最后的行军”置于东西两面，分别采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的形式，差异较大，甚至使之被误认为是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参观者同时间只能看到一部分内容，因而两者关系较为独立。随着城市建设，“华沙起义”面朝空旷的广场以及新建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最后的行军”则临近街道与公寓楼，也使其正反面的地位差距更加明显。但在亚德·瓦谢姆的版本中，正反面的设计被改为左右并置，从纪念碑转变为纪念墙，共同面向平坦的“华沙隔都广场”，“华沙起义”的主角光环被削弱，对作品的观看也更需要放在两者的关系中展开。
此外，按照观展路线，观众会先与“最后的行军”相遇，画面中行军方向朝向烈士，将观众的目光引导向“华沙起义”，烈士昂首挺胸，象征着英雄主义精神的永存。因此，位置关系既使得两者的地位平等化，屠杀不再是宣扬英雄主义时背后惊心动魄的阴影，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创造出与表现内容所吻合的强弱关系；而展开平面的长度也使得背景墙更加符合了集中营外墙的样貌。
与此同时，雕塑在内容的复制上也有一处细小的改动。“华沙起义”中原先的女性形象袒露右乳，由于犹太教义的保守，亚德·瓦谢姆将其改为了着衣的版本。对性特征的强调是强化性别意识的方式，拉波拉特的设计使得女性形象的被动与弱小与男性在大屠杀中所起的反抗作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德·瓦谢姆对“华沙起义”的内容仅作了细节的修改，使得女性的形象更加贴近历史、也更加的尊重了女性的勇敢与牺牲精神。
与华沙起义纪念墙相似，博物馆内还展示有另一件纪念最后行军的复制艺术品——来自P. Hubertus von Pilgrim创作的“为纪念达豪死亡行军”。1988年这件作品赢得高廷举办的纪念碑比赛后，高廷镇当局将其复制并赠予亚德·瓦谢姆，有趣的是，另有22件同样的作品自1989年始展示在死亡行军沿线的社区中，而亚德·瓦谢姆的版本将文字改为犹太律法而非事件的陈述，更贴近犹太人的处理方式：既与22件作品连成的线相呼应——通过以色列的纪念之所，为走过死亡之路的殉道者创造精神的永恒；同时又与博物馆中其他对死亡行军的再现所呼应——“为纪念达豪死亡行军”由德国政府捐赠、艺术家为德国籍非犹太人、另有22件作为德国人直面历史的见证——为事件的呈现、历史责任的明晰提供了不同的身份补充。而通过批量化的复制，第一件艺术品与后来的复制品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它们被置于不同场域之中，似乎形成了一件更大的艺术品，一个复数的集合，彼此补充、彼此完整。
总的来说，对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大屠杀雕塑进行复制是常见的行为。亚德·瓦谢姆后大屠杀时期的复制艺术品大都与艺术家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虽然无法跨越时空，它们尽最大可能的存留原作的“灵晕”，同时“此时此地”产生着积极作用，使作品能够适应并产生新的历史意义，平衡英雄主义与苦难的表达，甚至由于亚德·瓦谢姆的特殊地位，这些作品也反过来影响着原作的完整性。

致王式廓基金会的感谢信

敬爱的王式廓基金会理事会：

感谢您的支持，我已于2018年8月21日至9月2日前往以色列、德国两地完成“记忆话语之艺术建构方式探析——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博物馆（亚德•瓦谢姆）中的后大屠杀艺术考察”之旅。没有您的资助我不会在去年便获得如此宝贵的人生经历，也无法更为深入的进行我正在研究的课题。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已就读六年，美院培养了我的国际视野，也让我更具人文关怀的看待、思考身边的人和事物，我也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获得出国考察、交流的机会，从而促进自身的学术研究，更深入、直观的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我依稀记得去年看到奖学金申请机会时的兴奋，当时的我清楚只有很小比例的申请者最终能够顺利获得资助，然而我还是保有极高的热情，不希望错过任何可能的机会。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中的那一瞬间，我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对即将到来的旅程充满期待，也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到基金会的肯定而感动。我的导师王璜生教授告诉我，他曾经有许多学生也参与过奖学金的申请，但是都没有成功，因此我获得的资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开启一趟高质量的学术之旅。

事实证明，基金会的资助为我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计划前往的两个国家：德国与以色列，物价水平都比国内高得多。尤其由于以色列国土面积小，物资相对匮乏；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我必须考虑到住宿的安全性问题，食物及出行同样需要注意，因此吃、住、行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金会的资助帮助我解决了这部分烦恼，使我能够更加单纯的投入到考察的任务中去，在保障我的人身安全的同时丰富了我的考察过程、提高了我的考察效率，使我在日后得以有机会完成一份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

王式廓老先生在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充满了革命热情，创作出无数令人感动的时代巨作，同时积极投身美术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如今，老先生仍然以设立王式廓基金会的方式扶持着一批批中国青年艺术家、大学生的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鼓励少年儿童的艺术教育。仅我一个人便已因此收获良多，很难估量其为中国艺术事业及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多么深刻的促进作用。而晚辈也立誓传承老先生的艺术精神，精进钻研，希望未来能够为中国艺术研究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