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生长在农村，亲眼看到旧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可是真正开始以无产阶级观点认识和理解农民，却是在参加了革命，接受了党的教育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使我对中国农民的生活与斗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感受。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数亿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自觉、坚定和有组织地向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剥削阶级展开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土改”斗争给予我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同时也激发了我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愿望，“土改”斗争中许多活生生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我的头脑中。

　　但是，要想通过一个独幅的画面，概括这样一个复杂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我感到不容易。开始构思时，想得比较乱。“土改”运动可以表现的方面很多，但什么是我们所要表现的思想和主题?通过怎样的环节，才能概括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反复的研究、思考，我逐渐认定：一方面，表现敌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表现农民的痛苦、仇恨和斗争，以及在党领导下斗争的必然趋势，这是我所应把握的主要思想。因为这个主题思想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概括这一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根据这一中心思想的要求，我认为选择运动发展的高潮，群众基本发动起来，敢于控诉和斗争地主这一环节，比选择其他环节(如表现访贫问苦或“土改”之后，矛盾基本解决等)，更能反映出这一运动的全貌，显示这一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也更便于表现觉醒了的农民群众翻天覆地的威力。通过这一情节，既能揭露农民在封建地主重压下的痛苦和仇恨，又可以预示在党领导下，斗争的胜利前景。

　　以上是我最初构思时的情况。

　　虽然主题已经明确，也找到了揭示主题的重要环节，许多人物形象不断在我头脑中涌现出来，并且还设想了一些人物的组合和个别细节。于是我就试探着勾了几张草图，可是结果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个别人物的形象和细节的安排恰当与否，而在于我还没有在绘画艺术形象上找到最关键性的能够开启主题思想之门的“钥匙”。因此构思过程不得不停滞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放弃寻找这把“钥匙”的机会。后来终于在“土改”资料和一部连环画上发现了“血衣”的故事。我当即认定了，“血衣”——这就是我需要的那把“钥匙”，并且决定以“血衣”作为这幅画的题名。

　　“血衣”是鲜明而且具有深刻意义的绘画形象，有了这个以“血衣”控诉瞬间情节的展开，就使平时活跃在我脑子里的一些人物的形象与情节和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似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样就便于展开具有特殊意义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血衣”是创作构思的关键，但是它不是目的，应该着重描写的绝不是“血衣”本身。“血衣”只是用来揭露敌人的残暴，揭示各种不同经历的群众在斗争地主时的不同心理状况，以便于反映各种阶级关系和塑造各种不同典型的农民形象。它是揭示主题思想，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统一的引子。无论画一幅什么样的画，都应该有一把这样的“钥匙”。自然，不同的主题思想，应该有不同的“钥匙”。

　　初步明确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后，我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依据平时积累的一些形象和印象，大致把人物分成四个部分，就用简略的线条标示画面，确定比例、位置和动势，试图探索思想内容的形式。但是当我一下笔，立即感到还有许多问题，如画面究竟要画哪些人，不要哪些人?每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怎样?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当“血衣”的控诉展开的瞬间，每个人物心理和动作的反映又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我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才能使我的构图有所进展。

　　既然要表现矛盾斗争，就应当表现出群众的力量，就应当用具体事实来揭露和控诉阶级敌人的罪恶，既然是描写斗争的胜利就应当把胜利的根本原因——党的领导表现出来。这原本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绘画表现上，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却不是那么顺利就能解决的。例如“土改”后期，在斗争会上，地主是不出场的，我曾想尊重这个生活真实，让地主不出场。我想通过干部的一个瞬间动作，把群众斗争的目标引向地主的住宅。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不好的。群众斗争的目的性不鲜明，矛盾揭露得不尖锐，就容易削弱作品的思想性和感染力。其实地主出不出场绝不会影响生活本质和党的政策问题。因此，我又决定把地主安置在画面上。

　　尽管在直接生活中了解许多在旧社会遭受各种不幸的同一类型的农民，但是，最后能够进入画面的，毕竟只能是几个代表人物。记得当时盘旋脑际的，除了瞎了眼睛的母亲，持字据的农民、持“血衣”的控诉者、残疾者以外，还有受严重摧残而变疯了的妇女、驼背和断腿的少年、骨瘦如柴的儿童等，形成了一个行列，我曾想让这些遭受不幸的农民都出现在画面上，以增强感染力。但是我的另一种思想马上取得优势：我在画面上应该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但我却不能使遭迫害的受难者在画面上占去了过多的位置，以致扩大了这方面的感染力，而应该使群众的昂扬斗志在画面上居于主导的地位;而且，过分夸大了人民形象的病态，有时就会像女人的小脚出现在画面上一样，容易产生副作用，使人看了感觉不舒服，歪曲了人民形象。于是我就尽量减少那些可有可无的人，而保留下现在画面上所有的控诉者和等待控诉的几个人物。

　　随着构思的不断发展，画面上有许多人物一变再变，改动很大，有的到后来完全变了样子。如坐在地上的残疾者，开始画的是躺在地上，后来感到这样处理太突出，也不够积极，就让他坐起来。这是个老年农民。后面扶他的是他的女儿。习作都画好了，后来发现老年残疾容易和人老体衰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不如把残疾人改为青壮年，把后面的女孩子改为老母亲更有说服力。

　　如果一幅画只有一个好的思想意图和情节，而缺乏典型的人物性格的创造，其结果必然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这样的作品是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没有生活根据的虚构和没有经过创造和加工过的人物是不能进入画境的。为了能在总的创作意图下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和描绘其心理反映，我不能不在我参加“土改”的直接生活的基础上，再到河北省等地的乡村，进一步扩大对生活的认识，去接近“土改”中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并记录下他们的形象。虽然所收集的材料不一定都能用得上，但是材料和情感贫乏是难以进行概括的。

　　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是我观察和了解了许多同一命运的母亲之后，经过集中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她的主要依据是我在“土改”中熟识的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老大娘，她家中除了一个儿媳妇和一个小孙女之外，她丈夫和三个儿子都被地主害死了。老乡告诉我：“你可不能提她的儿子，一提就哭，她的眼睛都快要哭瞎了。”在访问她的时候，我虽然不曾提起往事，可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亲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挥着颤抖的手，泪流满面对我哭诉。我为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沉痛而感动。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在“土改”斗争会上观察了一个正在控诉的母亲。她因为亲生女儿被地主糟踏，由悲痛转为切齿的愤恨。这思想感情的变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此外，从前在家乡接触到的使我长期不能忘怀的许多与此相似的人物，也都萦回脑际成为塑造形象的参考。虽然形象有主要的依据，但是他们每个人并不完全符合我的理想，我集中了各个人物身上我所需要的特点，瞎眼是别人的，给她加上，形象是北方人的脸型。我想借“血衣”展开的瞬间，塑造一个在旧社会积压了无数悲苦灾难，站起来向地主阶级复仇的坚强的劳动人民母亲的形象。因此，我不能表现她在敌人面前悲泣。一方面我完全了解母亲过去的苦难;另一方面我也完全了解她对儿子的爱。她的觉悟和勇气，她应当而且必然起来向敌人复仇，这是母亲的坚强性格。表现她的恨、坚定和觉醒，也就更有利于揭示母亲的内心世界，刻画她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变化和理想。因此，我一方面加强她的面部、手部、皱纹和瞎眼，想以此来揭露旧社会对她的煎熬和压迫;另一方面，加强眉间、牙关、手势和动态，散乱的头发等，以表现她对敌人的愤恨和复仇的情绪。

　　又如，在瞎子老母亲下面坐着的持字据的老农民，是我在北京近郊“土改”斗争中所看到的一个农民，在斗争地主时，他手持许多字据，控诉他的不幸，由于万分悲愤和激动而说不出话来，他全身发抖，巳站立不住，几个农民扶着他。另外，我又以河北晋县农村中我所熟识的一个极为淳朴的农民为主要依据，再结合我对其他农民的理解，试图塑造这样一个受地主压榨欺凌，忍耐，在地上爬了多半辈子，经过斗争逐渐觉醒，在控诉之前，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淳朴的农民的形象。

　　再如后边披衣服的人，是我所要着重刻画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创作过程中改动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生活和斗争中，所遇到的农村积极分子是最多的，我想把他们集中起来塑造一个有智慧、有觉悟、对敌斗争坚定勇敢而又自信的积极分子的形象。

　　为了刻画出这一人物思想品质的富于正义性和庄严的气概，我强调了他的头、颈、肩、胸的起伏和扭转，特别是夸张了面部和颈部肌肉的表现力。把衣服披在肩上，并用手捏住衣襟，以表现他的威势。开始画的是青年，后来长了胡子，可是太老了缺乏朝气，于是又改成青壮年。手的动态一会儿插在腰间，一会儿又放下，也改动了多次。

　　总之，画面上所有的人物，都是根据我对生活的了解和爱憎，根据作品主题思想和情节展开的需要，以及根据各个人物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政治觉悟、年龄等的不同，力求刻画他们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并且，事先在习作中，反复研究探讨表达不同心理性格、各种人物鲜明而又生动的外表形象。

　　在创作中我体会到，创造人物形象，首先需要熟悉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对这些人物要有感情，然后据此进行概括，逐渐酝酿成熟，在头脑中浮现出创作所需要的理想人物。此时，思想感情和形象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尽管作者对人物的要求已经明确，但它还是抽象的，离画面形象的具体要求还远，还需要有一段艰苦的深入探索过程。我是依靠再到生活中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人物形象来解决的。首先，在再到生活中去时，我一面深入了解生活，一面进行速写，既选择基本形象，又抓取人物的精神、表情和动态。这对我是最主要的方法。其次，是依据解放前和解放后在农村所积累的资料——速写。再次是找职业模特儿作参考。如持字据坐着的农民形象的依据，是河北晋县的一个农民，但是他的鼻子小而尖，表面看去，似乎不够朴实，于是又参考了在石家庄车站做的人像速写，把鼻子加宽，并且加强了他的表情。右边的小孩是在山东莒县画的速写。因为很巧合，就原封未动地搬上了画面。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则是吴运铎同志和一个钢铁厂厂长两张速写综合而成的。像画这样以人物为主体的画，不用模特，只参考速写是有困难的。要使画面所描绘的对象具体生动，富于质感和空间感，以及对于动态、服装、肌肉起伏等的取舍和夸张，都不能没有模特儿，不过模特儿仅能作为创作理想人物形象时的参考，不能代替形象的创造。

　　在塑造农民形象时，我没有忘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十分淳朴的特征。农民长期在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重重剥削压迫下进行着沉重的劳动，遭受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更加悲惨和痛苦的命运，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就具有更坚强的革命性、勇敢和坚毅的精神，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向统治阶级进行了反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就不能不充分估计到农民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环境，因此在选择主题思想情节，以至处理各个不同农民的思想情感和性格时，就都贯串着这个历史的和时代的共同普遍的特征。

　　一张创作，从题材创作到整个构图，以至每个细节，是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紧密结合着的。每一个人，每一组人都与主题思想紧密联系着。例如，血衣揭开之后，形成一个大的节奏，悲痛虽深，而愤怒、坚决抗争的斗争意志更强烈，更是主导的方面。每一个小部分，又因各个人的生活经历、心理感情的不同，而有起伏变化，形成整体有规律的节奏。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节奏，从而在艺术处理上也要求有节奏感，也是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大环节套小环节，主要的环节套次要的环节，组成有机的整体。在解决每一个环节时，我时刻注意到要从政治思想上着眼，如果不是政治挂帅，不但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也必然会受到损害。

　　表现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作品的主题思想，关系着作者的世界观问题。政治思想是作品的灵魂。创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始终贯穿着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都贯穿着政治第一的原则。想起我在创作过程中，凡是艺术处理不够明确的地方，终归是思想上的不明确所致。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作品中，提问题提得对不对，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看对问题的认识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如果对事物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找不到最根本最本质的方面，主导思想错了，无论下多大工夫，也产生不了积极的艺术作品。

　　各种艺术创作，有其共同性的规律，但是每一种艺术又有它的特殊性。造型艺术和文学、戏剧不同，它不能使人物行动和说话，而是停留在一个静止的瞬间，但是在表现上又要观众通过画面上的每个人，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形象处理，使人感到似乎是动的，通过静止的画面，使人联想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例如我表现瞎眼的母亲的愤恨与斗争，又在形象上刻画下过去生活的烙印，就是想借此使人联想起她过去痛苦的一生。由于忿恨斗是主导方面，就有可能使人联想到斗争的结局。由于“血衣”控诉者就靠近老母亲，“血衣”的遭难者可能是她的亲人，小女孩是“血衣”控诉者的女儿，她年岁小，还不大懂事，我想通过她对地主的畏惧表情，使人想象出地主曾怎样残酷地压迫农民的。

　　坐在地上的残疾青年，一方面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苦楚;另一方面则是表现他的反抗和愤恨。他两手捏紧，坐不安稳。后面的老母亲倾斜着头，弯着背，双手扶着残疾的儿子。我想一方面刻画她对亲骨肉的抑制不住的痛惜之情，同时另一方面又使她面向观众申诉所遭遇的不幸。贴近她身边的是她的小儿子，也是地主罪行的见证人。他失去了父亲，哥哥这个主要劳动力又残疾了，这使得他的家庭陷于极端贫困，终至流为乞丐。这个孩子年岁虽然小，经历不多，可是也已饱尝旧社会给他的辛酸。他转过头，以倔犟、锐利、复仇的目光投向敌人，使人对新生的一代寄予很大的信心和希望。这是我对以上三组人的构思情况。

　　在整个画面安排上，对敌斗争是主要的。画面一切人物都直接、间接地和这个中心思想联结在一起。我把受迫害最深重的控诉者或即将进行控诉的农民集中在一起，置于画面中心，以求揭露封建恶霸地主过去的种种罪恶活动事实，表现受难者的愤恨。我强调农民与地主斗争是主要方面，农民的斗争正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迫害所激起的。由于党的英明领导，由于群众中先进分子的觉悟，由于广大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坚决的斗争意志，以及斗争的正义性和群众的自信，地主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威力之下，不能不低头，不能不服输。虽然他的眼睛和手势流露出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服，但是从在党领导下、农民群众奋起坚决斗争的发展趋势上看，封建地主阶级必然要被彻底打垮，新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建立，人民就要起来自己当家作主了。表现矛盾斗争，揭示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这也就是我所希望展示给观众的预想的境界。

　　我认为在绘画中描写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既要给观众指出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又不能把话说完，不留余地。不指出主导方面，就不可能被人了解你主要是告诉观众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给观众的联想以明确的方向和范围，不能描绘出人物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反过来说，如果矛盾揭示得一览无余，那又会流于肤浅和表面，甚至会限制群众的想象。这样，在思想、艺术上都达不到更高的境界。因此，在处理画面人物时，我没强调表现人物外表动态的过分激动，而着重致力于人物的心理刻画。

　　造型艺术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可视性。抽象的思想必须通过具体的可视的形象体现。没有“血衣”等这些具体的形象，就不可能揭示这重要的瞬间，也就无法表现尖锐的阶级矛盾。为深入一步揭示矛盾性质，也必须依靠可视的形象——如残疾者、盲人、字据及其他道具也都必须是富有形象性的。只有借助可亲的形象，才能产生绘画艺术的感染作用。

　　对比，是造型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画面上静与动，大小与高低、黑白与明暗，繁与简、直线与斜线的对比，需要依据作品的主题、人物组合的重要与次要，人物感情的强与弱而变化。例如，高举的“血衣”，老母亲和前面一组人连成一条斜线，表现激动的情绪;后面的群众，为了强调声势的壮大，运用了平线，过于平静又不符合主题内容的要求，于是以山势的起伏斜线与之相呼应和对比;台阶的斜线也是用来打破画面的平静、均衡之感的。人物姿态有的像柱子一样坚实，要直立，别的人又表现为斜线，在对照中产生节奏起伏，构成声势，人物和物像位置的确定，形体色块与线的处理等，是从主题思想出发加以安排，还是先确定形式感后考虑主题内容，这是构图的根本原则问题，也是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问题。

　　《血衣》这幅画在整个构图上既然要突出群众斗争的部分，就必须给予显著的地位，然而在具体处理“血衣”的位置和这些人物的主、次关系时，又产生了矛盾。有的同志给我提意见：“血衣”不够突出，应放在画面中心，又有同志认为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过分突出了，有与“血衣”并重，主次不分之感。这些意见非常好，这促使我进一步地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血衣”与其他人物有并重感是不好的，但是把“血衣”移向画面中心是有困难的，因为“血衣”的控诉者必须置于地主与群众之间，若移置于群众后面就不能充分地表达控诉者、群众和地主三者的关系。加大左面的画面或是切去右边的画面，都会削弱群众斗争威力的表现。在画面上让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血衣”。为此，我把民兵画成背影，把主席台上的人在处理上减弱些，让“血衣”下面的一组组的人，在形的组合和明暗对比上尽量细碎些，而使“血衣”和持“血衣”的控诉者形成大块较整体的明暗对比，并使持“血衣”的控诉者全身的运动节奏感突出在较单纯的空间里，以加强其表现力，成为观众第一眼击中的目标。其次是前面的一组人，然后看到背后的群众，再转向主席台，最后是地主。同时，我又不能不把我的思路引到前一个阶段中去：“血衣”虽然重要，但它不是我要描写的目的。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用这把“钥匙”来打开农民心灵之门，来揭示受地主阶级几千年压迫与剥削的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理与要求。“血衣”是媒介和引子，持“血衣”的控诉者虽然重要，但仍不能代替其他??我就这样确定了目前的构图。

　　总之，一切构成形式的因素，都要服从于表达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一切细节，个别人物，要服从于整体。画面构图形式的节奏感，也要服从于有组织有节奏的人的思想感情上起伏变化表现上的需要。艺术作品的高低，主要在于它的思想内容，形式因素、风格是从属的，但它又必然反转过来积极作用于内容。

　　我深感艺术创作要有中国气派，要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为了突出主要内容，也为了适应人民的欣赏习惯，我避开偶然的光线，而着重于刻画人物形象的精神特点、性格、心理、气质和风度。民族形式和风格问题很复杂，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在理论研究上不断探讨。

　　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设想得很多，但不一定对，即使对也不一定都能在画面上充分表达出来。如果有其正确的地方，主要也应归功于党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

　　从每一次创作实践中，我都深深地感到提高政治思想、文艺理论水平的重要。没有高度的政治——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不能正确、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因此，我今后一定要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和斗争，提高文艺修养，努力艺术实践，争取创作出和时代相称的作品来。

　　载1960年第一期《美术研究》